祖系·源起——金鱼的公认发源地

唐代，随着政局日趋稳定、国力日渐昌盛，于是开始大量营造放生池，并大规模放生金鲫。《事物原会》中记载：“唐肃宗乾天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，是放生始于梁而放生池始于唐也”。

这就是说，官方支持的放生活动是从南朝梁武帝时期开始，而大规模出现放生池是唐肃宗在位时期。当时，把金鲫集中放生在池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杭州和嘉兴。

所以说，由汉至唐这漫漫千年是金鲫鱼从野生到放生的主要时期。此时，金鱼行当还没有出现。

宋代，金鲫进入加速变异的时期。这时的经济发达、物质充裕，宫廷、官宦、豪门、僧侣等阶层开始以饲喂观赏金鲫为消遣，当时主要是开挖水塘、兴建鱼池。

那时的皇宫以及豪门府邸中一般都兴建有楼台亭榭，大都是依水而建，盛夏时节水中荷花盛开、金鲫群游，美不胜收。权贵阶层利用特权从寺庙中搜罗特色金鲫，变为私人玩宠，并互相攀比、炫耀成风。

这又反过来刺激僧侣饲喂金鲫的热情，想尽办法找寻变异的野生金鲫。权贵阶层和寺庙僧侣争相搜寻颜色罕见的金鲫豢养，俨然成了名流雅士们的时尚活动。

为了能更好地管护照料这些珍稀金鲫，饲养方法就必须讲究，于是就招募了一批专门负责饲养金鲫的技人。这些人就是金鱼把式的雏形。

在民间，金鲫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，一部分被放养在寺庙放生池中用于宗教活动。例如：在北宋开宝年间，吴越国第三任秀州（嘉兴）刺史丁延赞在嘉兴城外月波楼下南普济院（现在的南湖）中，发现了金色鲫鱼，于是将其命名为“金鱼池”，后又改为放生池，池后的普济院也更名为“金鱼寺”。

诗人梅尧臣在《金鱼池诗》中写道：“谁得陶朱术，修治一水宽。皇恩浃鱼鳖，不复敢垂竿”（《嘉兴府志》1800 年刻本）。这说明，当时鱼池中的金鲫是处于人工喂养状态，并且受到法令的保护，过上了不受天敌侵扰的平静生活。

此处自宋至清初一直是嘉兴人观赏金鱼之地，据考证，其位于当今育子弄花鸟市场一带。同一时期，杭州六和塔下的开化寺金鱼池也是著名的放生池，引得苏舜钦、苏东坡、蒋之奇等文人墨客纷纷前来探奇，并留下了很多诗词佳作。

另一部分金鲫则被集中饲养用以观赏。杭州南屏山兴教寺内也建有金鱼池，但是这里不是放生池，而是专门喂养观赏金鲫的鱼池。每当茶余饭后，出家人闲暇无事纷纷倚靠栏杆投喂饼饵，开心地看鱼儿争食。当时，这座金鱼池很出名，文人墨客纷纷来此游览并留下诗句。

苏东坡也赋诗《访南屏臻师》一首：“我识南屏金鲫鱼，重来拊槛散斋余。还从旧社得心印，似省前生觅手书”这首诗使南屏山的金鲫名气大增，慕名而来的人更加络绎不绝。而兴教寺臻师和尚更被后世奉为中国养金鱼第一人，也是金鱼行当的开山鼻祖。

所以，在中国金鱼发展史上，嘉兴和杭州是公认的发源地。

总的来看，唐至北宋这二三百年，是金鲫鱼从放生到半家化时期。这时金鲫生存特点是以池塘为生活环境，受到人为保护，甚至有人投饵取乐，身体颜色基本固化并能遗传。

但此时的金鲫还仅仅是颜色变异，其他方面与普通鲫鱼并无差别，生活习性也未改变。而且，水池中都是鱼、龟混养，金鲫仍然处于半自然环境中，所以这一时期的金鲫是半家化状态。但是，这时的金鲫真正具备了观赏鱼的价值，为将来金鱼的家化做好了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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